□ 殷嘯虎

中國科舉制度創(chuàng)始于隋代，確立于唐代，完備于宋代。歷代狀元在參加殿試時撰寫的策論答卷稱為狀元策。殿試時策問擬題多出自朝廷和君主所關心的現實問題，對策自然也多是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的回答。據記載，兩宋共產生了118名狀元，這些狀元在殿試時撰寫的狀元策在回答策問時，也都是從實際出發(fā)，闡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和建議。因此，這些狀元策并非空談，而是針對現實提出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其中不少是同法制建設相關的。特別是自王安石變法后，圍繞變法改革的爭論，也直接在狀元策里反映出來。因此，宋代狀元策所反映的法制觀，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那個時代的一些重要的法制主張。

如前所述，宋代殿試時策問的擬題基本都是朝廷關心的現實問題，包括法制建設方面的問題。從宋代一些比較著名的狀元策的策問題目來看，關于法制方面的問題主要是以下幾方面：一是法制的作用及其與治國之道的關系，如元豐五年（1082年）殿試策問提出“禮所以辨上下，法所以定民志”“制治于未亂，止邪于未形”。淳熙十一年（1184年）殿試策問也提出“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二是現實法制建設面臨的問題，如紹興二年（1132年）殿試策問提出“嚴贓吏之誅，而不能革貪污之俗”，淳熙十一年（1184年）殿試策問也提出“刑不勝奸，何以防民之偽”；三是法制建設自身所涉及的問題，如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殿試策問提出：“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紹熙四年（1193年）殿試策問也提出：“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倍鵂钤咭不旧鲜轻槍@些問題，闡述其法制建設的觀點和主張。

其一，主張因治道而立法。針對治道與法制的關系問題，元豐五年狀元黃裳在對策中提出“繼道以致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指出法是治國的基本之道。紹興二十七年狀元王十朋在對策中也提出“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并指出“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淳熙十一年狀元衛(wèi)涇在對策中，針對策問提出的“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指出“正紀綱，明賞罰，毋徒徇于虛名，而必責之實用”；紹熙四年狀元陳亮在對策中，也明確提出“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為之師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有以分也”。

關于如何推行因治道而立法方面，一些狀元策還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如紹興二年狀元張九成在對策中提出要“謹用人，明賞罰，以收天下之心”，并針對策問中的“嚴贓吏之誅，而不能革貪污之俗”，指出：“卻苞苴，斷貨賄，以勵猾胥而懲狡吏，又何患貪污之弗革乎？”

其二，倡導因人情而行法。法是因人而設的，因此推行法制應當順應人情，但又不能被人情所左右。元豐五年狀元黃裳就指出：“置法則從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從人，惟人從法?！比绾尾拍茏龅郊纫槕饲椋植槐蝗饲樗笥夷?？黃裳提出了“以禮趨時”“以法制俗”的主張，認為“不能以禮趨時，則其為法也無功；不能以義起禮，則其為法也無道”，要以禮為根本法，約束人心，制約民俗，保證國家法制得以貫徹實施。他認為，“不能因俗則禮失人，不能制俗則人失禮”，因此，“惟圣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后能為因俗而與之同，能為制俗而與之異”，從而實現“以道應時，以法制俗”。

因人情而行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注重教化，從根本上預防犯罪。宋代一些狀元策在其法制主張中，秉承了儒家一貫的思想，重視教化在法制建設中的作用。淳熙十一年狀元衛(wèi)涇在對策中認為，刑法能夠起到威懾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制止罪，“夫防民以刑，則刑章之立，可以不試而民畏也。而刑或不勝乎奸，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勝民，則奸宄益不勝其多乎”，為此他提出：“先養(yǎng)民，又教民，然后治民?！?/p>

其三，要求因時勢而用法。如前所述，宋代狀元策不論是策論題目，還是對策內容，都是從政治與國家治理的現實出發(fā)，回答和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思路，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對法制建設的問題同樣也是如此。一些狀元策在涉及這個問題時都認為，國家法制建設要順應時勢，從具體情況出發(fā)，回應現實的要求。元豐五年狀元黃裳在回答“制治于未亂，止邪于未形”的問題時就提出：“物之新故，俗之盛衰，未始有常也。則以法趨時，以義起禮，豈有一定之論哉！”因此，“圣人之在上者，或損或益，以應一時之俗，則救其弊焉”，從而提出“禮以義起，法以時行”。紹熙四年狀元陳亮在對策中，也認為法律的適用要根據具體情況，不能機械地搬用。他以孔子擔任魯國司寇的實踐為例：“夫子為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為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吨芄佟分?，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為輕重耳?！?/p>

宋代狀元策大體上都是以經世致用為圭臬，其所建議和倡導的法制觀也是從當時的現實出發(fā)，反映了當時法制建設和法制理念的基本狀況，是我們研究宋代法制的重要素材，也是宋代法制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