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末年，周王室的影響力和地位大打折扣，直轄領地銳減，各諸侯國由于實力大增，開始不聽天子號令，甚至公開與天子兵戎相見，發(fā)動兼并戰(zhàn)爭，此時的周天子也逐漸擔負不起天下共主的責任了。如果按照西周禮制，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而，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則不斷發(fā)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現(xiàn)象。尤其自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及周平王東遷以來，周朝的禮已經管不住各地諸侯了，社會矛盾開始激化，綱紀紊亂，違禮、僭禮之事層出不窮，周禮的權威受到了極大的破壞，西周的宗法制受到極大的沖擊，社會秩序混亂不堪。

周禮之所以會“崩”“壞”，孔子給出了他的答案。他認為周禮僅關注到了“禮”作為道德的外在表現(xiàn)，而忽視了“仁”作為道德的內在根據。如何挽救這個價值失范的時代？孔子開出了藥方——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至此，繼周公之后，孔子在“禮”的觀念上的最大突破，就是為禮找到了一個價值依據，這個依據不是鬼神，更不是天命，而是“仁”。在孔子看來，“禮”和“仁”是一個事物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以仁釋禮、用仁充實禮才是道德生活的內核。正如孔子所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沒有仁德的人，還談什么“禮”和“樂”呢？儒家之禮通過以仁釋禮，重新挖掘禮的深層內涵，把強制性的硬性規(guī)定提升為生活的自覺理念，將內心的道德和外在的強制力融為一體，從現(xiàn)代的視角來看，這不僅僅是一種情感訴求和倫理原則，更是一種精神境界。

事實上，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禮樂并未徹底崩壞，仍有少數(shù)對禮制無比熱愛的“鐵粉”在大環(huán)境中苦苦硬撐，甚至在戰(zhàn)爭中，都有人要嚴格遵守刻板的“軍禮”。所謂的“軍禮”指古代戰(zhàn)爭中的一套禮儀。與現(xiàn)代戰(zhàn)爭不同，古時候打仗就跟“約會”差不多，兩國軍隊要約好時間地點，雙方必須準時抵達地點，誰都不能遲到或者放人鴿子，否則是要遭受道德譴責的。等兩軍完全規(guī)規(guī)矩矩排兵布陣后，開始互通姓名，然后老老實實一對一進行對戰(zhàn)，“兵對兵，將對將”，擊鼓進軍，鳴金收兵。而且打仗的時候，雙方要光明正大，不能搞偷襲，不能耍計謀。具體說來，那時的“軍禮”要遵守四條規(guī)則。

第一，要師出有名。即便是一國之君，也不能隨心所欲地發(fā)動戰(zhàn)爭。要打仗，就得找個理由。有些國家為了找個打仗的理由，一憋就是好幾年，逮到一個勉強說得過去的出兵理由才發(fā)動戰(zhàn)爭。例如，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為了壓制勢力范圍不斷擴大的楚國，就想率領諸侯聯(lián)軍圍攻楚國，但是找個什么理由出兵呢？齊桓公想破了腦袋才終于想到一個牽強的借口：楚國好多年都沒向周朝王室進貢苞茅（一種茅草）了，所以齊國要好好教育一下楚國。第二，戰(zhàn)場上，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人。也就是說，對方已經被打得沒有還手之力，對你已經構不成威脅了，你就不能把人往死里打。第三，戰(zhàn)場上，不能抓捕頭發(fā)花白的老年兵，要尊老。這條規(guī)定也能在我國現(xiàn)行刑法中找到縮影，例如，75歲以上老人犯罪，一般在量刑上會有特別規(guī)定。第四，一方軍隊的陣列沒有排好，對方就不能展開進攻，一定要等兩方軍隊完全排好陣列后，才能開戰(zhàn)。

正是在“軍禮”制度的約束下，中國的軍事戰(zhàn)爭在長達六七百年的漫長時間里，都呈現(xiàn)出“禮義之兵”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光明正大、公平決戰(zhàn)是其核心精髓，雙方比拼的是勇氣和實力，任何形式的欺詐偷襲、乘人之危等都是“軍禮”所不允許的不道德行為。從這一點上來說，春秋時期的“泓水之戰(zhàn)”可謂遵循“禮義之兵”的典型。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企圖稱霸中原，率領諸侯聯(lián)軍在泓水一帶與楚軍廝殺決戰(zhàn)。當楚軍還在渡河的時候，宋軍就已經在泓水北岸提前列好陣勢備戰(zhàn)。這時候，宋襄公手下一將領再三建議：趁楚軍還在渡河，隊伍松散無序之際實施進攻，打楚軍一個措手不及。可宋襄公偏不，打仗怎么能犯規(guī)作弊呢？對方都沒有準備好怎么能開戰(zhàn)呢？乘人之危不是違反了“軍禮”嗎？宋襄公堅決不采納突襲的建議，堅持要等楚軍完全渡過泓水列好陣勢后再開戰(zhàn)。左等右等，等到楚軍完全渡過泓水，排兵布陣后，宋襄公才下令進攻。接下來的戰(zhàn)局發(fā)展便可想而知了，絕對實力處于劣勢的宋軍哪里是楚軍的敵手，本是占得先機的宋軍大敗于楚軍，死傷慘重。宋襄公黯然神傷，重傷之下不得不退走，將中原霸權拱手相讓。這場戰(zhàn)事直接把宋國打成了一個二流國家。

從現(xiàn)代作戰(zhàn)視角來看，宋襄公刻板地遵守戰(zhàn)爭禮儀的行為真是極度迂腐可笑，但在當時，深受禮文化熏陶的宋襄公可不是這么想的，他認為打仗當然要講“仁義”、守“軍禮”，決不能乘人之危、擊人之短。然而，周禮的“鐵粉”還是太少，力量也太過薄弱，終歸抵擋不住“禮崩樂壞”如洪水猛獸般的強大攻勢。

（文章節(jié)選自官蕊主編的《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