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由于人類對自然的認識能力有限，對于諸多無法解釋的問題就歸結為冥冥之中的一種神秘力量在支配，樸素的天命鬼神思想廣泛盛行，“天命”觀念由此而來，并享有至高的地位。這一觀念反映在法律領域就是天判神罰。在夏王朝時期，天被認為是一種樸素的自然神，而商代統(tǒng)治者將這個自然神建構成為一個人化的神，并宣稱自己的統(tǒng)治行為都是受命于天，是代表天來裁決人間是非的。在這個神權獨尊、巫祝占卜至上的宗教社會里，大到征伐別國、祭祀先祖、修筑城墻，小到出行乘車、放牧耕田，甚至做夢，都要進行占卜，以定吉兇。

《尚書·商書·西伯勘黎》記載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可以從側面印證當時對占卜的重視以及統(tǒng)治者對自己受命于天的“迷之自信”。

周武王八年時，周國軍隊在畢公高的率領下，一路高歌攻下黎國，商的統(tǒng)治岌岌可危。大臣祖伊火急火燎地去朝覲商紂王，對他大加指責：天子啊，這下上天恐怕要終結我們殷商的國運了。現在占卜都看不到一點點吉兆，這并不是先王不保佑我們這些后人，實在是大王您沉湎酒色荒淫無度，自絕于先王啊?，F在老百姓們都希望我們國家滅亡，他們紛紛祈禱上天快點顯靈來懲罰您！大王您現在打算怎么辦？

按說在這種時候商紂王應當非常著急惶恐才對，但他卻狂妄地安撫祖伊：“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意思是：我們是有天命的人，怎么會被打敗呢？可見“天命”的觀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就在商紂王還在信誓旦旦相信“有命在天”，并想奪回黎國之時，長期與商人存在諸多矛盾的東夷人突然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叛亂，在商朝的后院點了一把“大火”。商紂王不得不暫時放棄奪回黎國的想法，轉而將兵力投向了山東半島，前往平息東夷之亂。雖然最終商人取得了勝利，但東夷人極其強悍的戰(zhàn)斗力使得商王室大軍折損大半。一年多后，周武王正式發(fā)起第一次東征，徹底推翻了商紂王的統(tǒng)治，建立了周王朝。

當時周面臨的形勢還是非常嚴峻的。周原是西部邊陲一個政治文化不甚發(fā)達的部族，想要取代歷史悠久、文化繁榮的殷商，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面對殷人的叛亂和內部的分裂，周必須籠絡一切可以籠絡的力量。為了讓人們相信周取代商的合理性，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概念。

周公提出：王權雖然是神授的，但只授給有德之人，殷商滅亡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惟其不敬德”。言下之意就是殷商就算是天選的又怎樣？不講德行就會被上天拋棄，就該滅亡！那么怎樣才算是“敬德”呢？周公在繼承夏商天命觀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修正完善，借助“天”的地位來闡明百姓的重要性，將百姓的意愿視為天的意愿來源。“敬天”是目的，“保民”是手段，只有通過“懷保小民”來“以德配天”，才能“祈天永命”。“敬天保民”思想在西周達到了統(tǒng)一并成為其基本治國理念，指導著包括法律領域在內的國家各項活動。這一指導思想一直影響著后世法制，使得我國古代出現了一些獨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例如秋冬行刑制度等。

秋冬行刑制度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適時行刑理論，以“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理論為核心，將四季變化、自然災害與執(zhí)行刑罰相聯系。按照“陰陽五行”理論，秋季對應五行中的“金”，金本性冰冷，表示用于砍伐的工具，寓意破壞。在古人看來，春夏是萬物生長的季節(jié)，秋冬是肅殺蟄藏的季節(jié)，秋冬斷獄行刑不誤農時，因此應當春夏行賞、秋冬行刑，如果違反天意，就會招致災禍，受到上天懲罰。自漢朝正式將自然界的運行規(guī)律直接引入法律領域，并作為具體司法制度的依據后，“春夏省獄減刑，秋冬斷獄行刑”一直延續(xù)到我國封建制度滅亡。

“保民”在法制領域的體現就更多了，如慎重執(zhí)行死刑的“三復奏、五復奏”制度，對判決不服的“理雪”申訴制度，“翻異別勘”的案件復查制度等。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可能就是“登聞鼓”的直訴制度了。

“登聞鼓”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時期的“肺石”（一塊赤色的石頭），據《周禮》記載，當司法不公導致窮苦的百姓有冤情時，老百姓就可以站在肺石上講述自己的冤情，會有專門的官吏處理此事。之后“路鼓”代替了“肺石”，有冤情的老百姓可以通過擊打在官衙門口的“路鼓”為自己鳴冤，官員會進行受理。漢朝開始正式推行“周鼓上言變事”制度，確認了這種直訴制度的合法地位。西晉時期，“登聞鼓”一詞正式出現，經過隋唐時期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使用，到宋朝得到發(fā)揚光大。

在宋代，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達官顯貴，只要是大宋子民都有敲擊登聞鼓表達訴求的權利，“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資、改正過名”，只要有訴求都可以敲鼓，由于門檻太低，甚至出現了皇帝幫著安排工作以及幫市民找豬的趣事。

據史書記載，有一天，宋太祖趙匡胤聽說有人敲登聞鼓，以為出了什么大事，趕緊召見這個名叫牟暉的開封市民，仔細一問，原來是他家的豬跑了，來找皇帝訴苦。趙匡胤耐心地聽牟暉訴完苦，非但沒有生氣，還賜給了他一千錢，算是補償。事后，趙匡胤還非常開心地給宰相趙普下了一道手詔，與他分享這一趣事，并且非常欣慰地跟趙普說道：“現在連豬不見了都算是冤情，可見天下已經沒有什么冤民啦?！?/p>

（文章節(jié)選自官蕊主編的《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