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用“十惡不赦”來形容一個人罪大惡極，不可饒恕，這說明在古代“十惡”是非常嚴重的犯罪，也是國家重點懲治的對象。雖然“十惡”的概念形成得比較晚，到隋朝時才正式確定下來，但是其中包含的重罪類型卻早已有之。

《周禮》中就歸納出“鄉(xiāng)八刑”作為國家重點懲治的犯罪，這八種犯罪分別是：不孝（對父母不孝順）、不睦（與族人不和睦）、不姻（與姻親不團結）、不弟（與兄弟不友愛）、不任（對朋友不信任）、不恤（對弱者不同情）、造言（造謠）和亂民（暴亂）。在秦漢時期，像“謀反”“大不敬”“不孝”“內亂”“大逆無道”等，也都是重罪。以“不孝”為例，在秦朝如果父親狀告兒子不孝，既不需要證人證言，也不用經過通常的程序，官府就可以直接把兒子抓起來進行審問。

北齊時期，《北齊律》系統(tǒng)地將這些重罪歸納為“重罪十條”。據《隋書·刑法志》記載：“（北齊律）有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狈噶诉@十類罪，一律從重嚴懲，并且這十種犯罪不得享受大赦的待遇，也不得享受“八議”“例減”“贖刑”等特權。

隋朝《開皇律》中的“十惡”在繼承北齊“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對相關內容進行了一些調整。首先，將“重罪十條”的叫法改為“十惡”。將重大的犯罪行為稱為“罪”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而隋朝打破這一慣例，首創(chuàng)“十惡”的叫法。“惡”具有一種道德評價的意味，與傳統(tǒng)“禮法合一”的趨勢相適應。其次，將“降”并入“叛”中，不再單列，并增加“不睦”。這一改變體現(xiàn)出“十惡”中關于國家利益的條目在減少，而關于家庭倫理的條目在增多。最后，在“反逆”“大逆”和“叛”這三項罪名之前增加了一個“謀”字，這反映出隋朝對危害國家政權和皇權行為的警惕，對于這類行為，不僅要懲罰“已行者”，對于那些謀劃犯罪、預備犯罪，甚至是僅有犯罪意圖的人也要加以制裁。

自隋朝開始至清末變法前的一千多年時間里，于律首列舉“十惡”罪名并且加重處罰，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律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為什么這十種犯罪會被封建統(tǒng)治者確定為重點打擊的行為呢？主要原因是“十惡”與封建綱常倫理中最為重要的道德要求“忠”“孝”“義”等相抵觸。

“忠”就是效忠皇帝，旨在保護君權?！笆異骸敝械摹爸\反”“謀大逆”“謀叛”和“大不敬”都是對“忠”的挑戰(zhàn)?！爸\反”和“謀大逆”合稱為“謀反大逆”，位列“十惡”的前兩名，直接威脅皇帝的統(tǒng)治和權威，是重罪中的重罪，一般都會處以極刑。唐宋時期的法律規(guī)定犯此罪者“皆斬”，明清時期的法律更是規(guī)定“凌遲處死”。“謀叛”位列“十惡”第三位，是指叛變叛逃等犯罪，這類犯罪的處罰也很嚴重，罪犯本人會被處死，他的父母、妻子和兒女通常也會被流放?！按蟛痪础迸旁凇笆異骸钡诹?，這類犯罪侵犯的是皇帝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同樣難逃一死。

除了君權，我國古代也特別重視父權，“孝”旨在維護以父權為核心的家族長幼秩序?！皭耗妗薄安恍ⅰ薄安荒馈焙汀皟葋y”這四類犯罪就是針對違反孝道的行為?！皭耗妗蔽涣小笆異骸钡谒奈?，主要指公然反抗家長的行為，比如子女毆打、謀殺父母或長輩，妻子謀殺、毆打丈夫等。“惡逆”在唐宋會被斬首，在明清則會被凌遲?！安恍ⅰ蔽涣小笆異骸钡谄呶?，其包含的罪行很廣泛，例如子女告發(fā)父母犯罪，兒女咒罵父母等行為，在唐宋時期會被處以絞刑；兒女無法滿足父母的要求，也是不孝，會被判處兩年徒刑；還有在父母健在時要分家、別籍異財的，父母去世不請假奔喪的，都會被判不孝?！安荒馈蔽涣小笆異骸钡诎宋?，是指家族內部成員之間關系不和諧，比如兄弟之間拳腳相向、近親屬之間的遺棄虐待等?！皟葋y”位列“十惡”之尾，是指發(fā)生在家族內部的亂倫行為，一般也會被判處死刑。

與“忠”“孝”不同，“義”所維護的關系是基于日常社會交往而產生的倫常。“不義”位列“十惡”第九位，具體包括百姓殺死官員、士兵殺死軍官、學生殺死老師、妻子在丈夫死后立刻改嫁等行為。

在“十惡”之中，還有一類犯罪叫“不道”，是指違反最基本的天道，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位列“十惡”第五位。這類犯罪是惡性犯罪的統(tǒng)稱，諸如殺人碎尸、用蠱毒之術害人等。

“十惡”犯罪行為，要么是危害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行為，要么是危害父權和家庭倫理道德的行為，要么是嚴重違反傳統(tǒng)道義的行為，所以一直是封建專制打擊的重點。而其他類型的犯罪社會危害性要小得多，懲罰也就沒那么重了。比如，盜竊罪，通常不會處以較重的刑罰，就連以重刑聞名的秦朝，對于盜竊犯也不會判處死刑，最重的刑罰就是割掉罪犯的鼻子并且讓他去修長城。到了漢朝，因為廢除了肉刑，連鼻子都不用割了，只在犯人臉上刺字后再發(fā)配去修筑長城即可。到了唐朝，盜竊罪最重的刑罰也就是流放到偏遠地方落戶。這種“抓大放小”的做法，反映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立法的基本精神。

（文章節(jié)選自官蕊主編的《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