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立慶

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刑法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傮w而言，我國學者若干年前所提出的“只有觀點的泛濫，缺乏理論的積淀”或中國刑法學仍舊處在“數(shù)量刑法學”階段的狀況，已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改觀。盡管如此，改變被動尾隨刑事立法的注釋刑法學一家獨大的局面，提升刑法學研究的知識性、學術性和主體性，仍是刑法知識共同體的根本任務。近年來，對于刑法的現(xiàn)實運作的關注（判例刑法學和刑法社會學）和對于刑法的“形而上”的研究（刑法哲學）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同樣，刑法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悠遠的歷史內(nèi)涵，是一個豐富多彩的開放世界。如果不能坦誠地面對其他學者的刑法見解、其他國家的刑法文化，就會使自己喪失與刑法共同體的聯(lián)系，就會使自己的既有知識變成僵化的、無發(fā)展能力的東西?！耙允窞殓R，可以知興替。”通過對刑法理論以及刑事立法、司法演進脈絡的歷史考究，可以啟發(fā)我們發(fā)現(xiàn)和正視刑法規(guī)定和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引導我們探索刑法發(fā)展的未來。因此可以說，對刑法史的研究對于提升刑法學的知識品格具有重要意義，是保證刑法知識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對于刑法史的研究，清末的沈家本先生和民國期間的蔡樞衡先生等都作出了卓越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的老一輩刑法學者中，也有人專門研究刑法史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而中年一代學者雖未見有以刑法史為題的個人專著問世，但曾經(jīng)集體撰寫過《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西方刑法史》等著作，產(chǎn)生了很好的影響。與此相對，青年刑法學者對于刑法史的涉獵，到目前為止更多停留在就個別問題發(fā)表單篇論文的階段。這一方面是因為青年刑法學者受限于學術積累等，系統(tǒng)研究刑法史的儲備可能尚有欠缺；另一方面更是因為刑法史的研究并非熱點，難以“短平快”地產(chǎn)生效益，所以青年學者往往缺乏關注的熱情。

刑法史研究本身的重要意義與其在現(xiàn)實刑法學研究中的弱勢地位連同青年學者的較少關注之間的鮮明對照，某種意義上可能會斬斷刑法知識良性發(fā)展的深厚根基，并由此可能進一步導致刑法理論的發(fā)展失去支撐和方向。正是覺察到這種危機，加上內(nèi)心懷著一份強烈的責任感，我一直以來對于刑法史抱有濃厚興趣，并開始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研究刑法史，可以研究本國的，也可以研究他國的。對于本國刑法史，除了已有先賢沈家本、蔡樞衡、周密等作了系統(tǒng)研究，還有若干關于“二十世紀的中國刑法學”研究的有分量的論文。與此同時，以刑法知識的去蘇俄化和犯罪構成理論的變革是否必要為主題，當下中國刑法知識正處在重要的關口，這影響著對于當代中國刑法史走向的判斷?；谝陨侠碛?，舍棄對于中國刑法史的研究而將其留待日后進行，或許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研究他國刑法史，首先面臨著對象的選擇。三人行，必有我?guī)?。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我們以前學習過的蘇聯(lián)，還是對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法學具有深刻影響的英美，無論是近代刑法學的故鄉(xiāng)意大利，還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法國，其刑法史都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深入學習。長于思辨的德國作為現(xiàn)代刑法理論的主要產(chǎn)地，自然也是一個值得仔細學習的對象。而在我看來，將日本近代刑法史作為研究的對象是一項更為可行的選擇。雖然在歷史上，中國唐律對于日本古代刑法的制定曾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始學習西方的近代刑法，先后以法國刑法典為摹本制定了1880年刑法（舊刑法）和以德國刑法典為摹本制定了1907年刑法（現(xiàn)行刑法），后者沿用至今。與此同時，在中國刑法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關系也發(fā)生了逆轉。清末沈家本在主持刑法改革過程中，通過日本學者岡田朝太郎等的幫助，引入了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制度，從而完成了中國刑法的現(xiàn)代化。中日刑法之間的交流雖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曾有數(shù)十年的中斷，但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又重新開始，時至今日，這種交流更加頻繁、深入（中日刑法學之間的交流較之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交流都要更為深入、頻繁），日本刑法學對于中國刑法學（特別是對中青年刑法學者）的影響也更為廣泛、直接。這些都使得學習日本（當然是辯證地學習）刑法不但更為便利和經(jīng)濟，同時也具備了深厚的歷史基礎。中日刑法學源遠流長的交流歷史和蓬勃開展的交流現(xiàn)狀都表明，對于日本近代刑法史的研究，應該是在研究他國刑法史時的首選。此外，在日本最著名的東京大學留學、訪問兩年的重要經(jīng)歷，也為我研究日本近代刑法史提供了必要的準備。

這本日本著名刑法學家內(nèi)藤謙教授的代表作《刑法理論的歷史展開》對于日本近現(xiàn)代刑法理論和立法、司法的演進脈絡作出了極為清晰的勾勒，是深入研究近代日本刑法史的一個重要素材。將這本我當初一見到就愛不釋手的書原汁原味地翻譯過來奉獻給中文讀者，既是實現(xiàn)我的日本刑法史研究夙愿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也可以說是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