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學張吉喜在《比較法研究》2024年第5期上發(fā)表題為《徑行逮捕制度研究》的文章中指出：

徑行有“直接”之意，徑行逮捕即為符合特定情形即應逮捕。與一般逮捕制度相比，徑行逮捕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其直接認定三種情形的被追訴人具有社會危險性，在性質(zhì)上既不屬于注意規(guī)定，也不屬于推定，而是屬于法律擬制。從對法律擬制的相關(guān)研究來看，法律擬制的正當性依據(jù)可以被歸納為兩類：一是化解疑難問題的認定爭議。此種擬制需要遵循必要性原則，即僅當別無其他有效方法解決無法回避的疑難問題時，立法才可以運用法律擬制；二是實現(xiàn)一定的價值保護目標。此種擬制需要遵循相當性原則，即擬制情形與被擬制情形在本質(zhì)上是相同或同一的。如此，法律擬制才不致脫離事實基礎(chǔ)，才能被公眾普遍認同和接受。

徑行逮捕制度正當性的唯一根據(jù)是其是否具有事實基礎(chǔ)。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不同國家法律規(guī)定的推定或擬制被追訴人具有審前風險的情形差異較大，找不到規(guī)定相同，甚至相似的國家?，F(xiàn)有觀點對徑行逮捕制度的不同認識完全是基于定性分析。只有引入定量研究方法，才能對徑行逮捕制度是否具有事實基礎(chǔ)得出有說服力的結(jié)論。在對被追訴人具有特定情形與其社會危險性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定量研究時，主要以被追訴人在取保候?qū)徠陂g再犯罪和逃跑作為因變量，從被追訴人可能被判處的刑罰、涉嫌的犯罪行為和違法犯罪史等方面設(shè)置自變量。

通過定量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徑行逮捕制度缺乏事實基礎(chǔ)。在這種情況下，適用徑行逮捕制度會導致逮捕功能的異化。逮捕制度的功能是防范被追訴人再犯罪和保障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在徑行逮捕的三種情形與被追訴人的社會危險性不具有相當性的情況下，直接認定被追訴人符合逮捕社會危險性條件，可能將實際上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被追訴人納入逮捕范圍，這無異于是將逮捕作為對具備徑行逮捕三種情形的被追訴人的懲罰措施，偏離了逮捕的功能，使逮捕的訴訟保障功能被異化為懲罰特定被追訴人。在實踐中，適用徑行逮捕制度的案件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為了充分保障被追訴人的人身自由權(quán)，必須高度關(guān)注徑行逮捕制度的適用和完善，應當在我國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對徑行逮捕制度作適當修改。在立法尚未進行修改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對法律條文的體系解釋和重視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最大幅度減輕徑行逮捕制度產(chǎn)生的不合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