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報全媒體見習記者 王冠男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公司資本制度與治理結構領域進行了系統(tǒng)性改革，其中非貨幣財產出資規(guī)則與董事責任的完善成為兩大核心亮點。該法新修訂后，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以來，在司法實踐與理論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明確有關問題的法律適用。6月21日，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吉林大學法學院在吉林大學舉辦了第四屆夏季商法論壇暨“新公司法司法解釋修正”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非貨幣財產出資”和“董事責任”這兩個主題，積極建言獻策。

非貨幣財產出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四十八條新增股權、債權為出資財產，《公司登記管理實施辦法》第六條將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納入可以出資的范圍。就非貨幣財產出資規(guī)則而言，需要進一步明確非貨幣財產出資范圍、建立科學的評估作價機制、規(guī)范新型財產出資的權屬轉移與風險分配等問題，以完善公司法司法解釋，并實現法律文本到實踐的準確轉化。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馮果認為，人身專屬賠償權、約定不得轉讓的債權、無基礎法律關系的債權不得作為出資，未來債權等債權則應在滿足相應條件后才可作為出資。他建議應明確“可貨幣估價”標準，特別是對于未來債權，或有債權、不良債權等，評估標準和方法需要細化，以盡可能準確評估債權的真實價值。同時，應明確“可依法轉讓”要件，包括明確轉讓的具體法律要求及其對出資效力的影響。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徐強勝認為，難以及時實現的債權，不宜作為出資方式。他提出了出資債權確定性的實現路徑：一是限定出資債權的范圍，二是明確出資股東的保證義務與責任，三是公司有權利及時處理出資債權引起的問題。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葛偉軍提出應區(qū)分出資債權抵銷與債權出資，完善對第三人的債權出資規(guī)則。

針對數據出資的內容范圍，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蔣建湘認為，數據出資內容應當依托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的制度框架確定，同時重點解決數據產權在出資場景下的適格性認定、操作規(guī)則設計和程序保障機制構建等問題。

面對知識產權出資價值確定困難、權利瑕疵風險高等困境，法制日報社全面依法治國智庫負責人、北京知識產權法研究會副會長楊幸芳建議，應完善知識產權評估與交付驗收規(guī)則，明晰評估機構范圍，細化知識產權出資后侵權、失效的處理規(guī)則，并結合不同知識產權的特點進行分類規(guī)制。對于所涉出資不實糾紛，股東之間的糾紛原則上尊重意思自治；公司與債權人的糾紛注重保障債權人的權益，尤其是侵權之債的債權人的權益，一并結合評估價值與交付后實現的價值來認定股東的實際出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了對作為出資的非貨幣財產應當評估作價。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友蘇認為，股權與債權的價值具有不確定性，評估作價相對復雜，但其評估作價具有公司自治的成分。司法解釋就其評估作價需要明確兩個問題：一是評估作價的方式應允許多元化；二是明確評估作價的相關程序與出資責任抗辯權的關系。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艷梅基于司法實務觀察認為，非貨幣財產出資存在相應的“約定暗礁”，而立法應秉持出資形式嚴格法定、出資真實到位、不能出逃出資的價值遵循，增設“公司經營有益性”標準。由于公司自身過錯未及時主張權利導致債權出資失效的、不可抗力導致權利無法實現等情形，皆由公司承擔損失，應及時啟動減資程序。發(fā)生法律上或事實上履行不能，或者出資的非貨幣財產不適于強制執(zhí)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的情形時，股東也可以用貨幣出資代替非貨幣財產出資。

董事責任

就董事責任而言，如何準確理解董事的責任，如何落地違反董事勤勉義務、忠實義務的責任等，關系著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市場秩序的穩(wěn)定以及投資者權益的保護。準確理解并落實董事責任，有助于構建一個公平、透明和高效的商業(yè)環(huán)境，促進經濟的健康發(fā)展。

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肖海軍認為，董事在履職過程中存在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沖突，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沖突，是認定董事違反忠實義務的判斷標準。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應承擔非法、不當所得歸入公司，對公司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等民事責任。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彥晶提出，可以構建補充責任以完善復數董事責任的分配。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教授朱義坤認為，人工智能快速發(fā)展，接管了相應的董事會治理工作，應重構董事會“智慧治理”的問責機制。吉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洪磊認為，應采取引進董事失格制度、引入董事懲罰性賠償并規(guī)定最低賠償數額、退還從公司獲得的報酬、完善背信的刑事責任等措施補足董事忠實責任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磊認為，董事對第三人責任是一種特殊侵權責任，屬于公司對第三人侵權責任。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吳日煥認為，董事對第三人責任并非單純的職務侵權責任，而是公司法上特別的法定責任，應以違反信義義務、職務執(zhí)行中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作為責任發(fā)生的要件。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曹興權認為，在董事對債權人直接責任認定中，應當對“執(zhí)行職務”“他人”“損害”“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以及責任形態(tài)等規(guī)范進行限縮解釋。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劉斌提出，應進一步明確何為故意或重大過失，限定公司管理事務行為與董事對第三人的責任形態(tài)。

公司瀕臨破產或在破產程序中，存在的公司資產狀況惡化、董事掏空公司甩掉債務等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副處長林一英從董事授信義務的對象、瀕臨破產公司董事對債權人的義務模式等多個角度解析了破產臨界期董事的義務與責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賀丹提出，應注重研究公司瀕臨破產時董事義務產生的時間、公司出現破產原因后董事未履行申請義務的連帶責任范圍和公司集團破產時的董事義務。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劉冰認為，企業(yè)破產中董事主要存在破產配合義務、公司清算義務和維護資本充實的義務與責任。

公司法的未來面向

法律制度的設計應理念先行。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范健闡釋了董事責任是特定理念下選擇性的制度安排，他提出，董事責任設定應遵循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價值導向與基本原則，商法理念下的董事責任應為有限責任、受托責任、規(guī)范報酬下的適當經濟處罰責任、嚴格的刑事和行政責任。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鄭佳寧認為，董事責任問題的核心爭議與待解難題主要集中在責任性質的分歧上，針對這一問題應當立足中國法治現實，設計符合本土實踐的責任規(guī)則。

法律制度的設計也應注重法理研究和有比較法視野。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沈朝暉 對 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歸入責任的理論淵源進行了介紹。天津大學法學院教授溫笑侗 對 日本公司法下董事對第三人責任進行了解析，認為其立法目的為 保護第三人而強化董事責任。

在實務發(fā)展層面，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法官王小磊提出，股權、債權作為非貨幣出資的兩種形式，相較貨幣出資與動產、不動產非貨幣出資形式，具有價值不確定性、履行風險性及缺乏公示外觀性的特征。這種特殊性衍生了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債權人與股東之間有關于出資糾紛的諸多訴訟，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三)》第九條規(guī)定未經合法評估的股權導致股權出資價值與實際價值存在差額的，視為股東未完全履行出資外，新公司法及現行司法解釋未就股權、債權出資不實的法律后果、補足出資的法律形式、未足額出資的救濟途徑等作出一般性規(guī)定。王小磊建議，既然新公司法已對股權、債權出資的合法性進行了確認，司法解釋修正過程中應該注意到且不能忽視股權出資、債權出資所涉的審判實務問題，并就相關問題出臺相應解釋，以適應審判實務需求、發(fā)揮對商事主體的投資引導作用。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安安指出法律協(xié)調的重要性，應當重點關注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與民法典間的銜接問題。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傅穹表示，公司法的核心問題始終圍繞人性與規(guī)則展開，歷史經驗雖可借鑒，但解決方案更需立足本國實際。公司法應堅持自主創(chuàng)新，在吸收國際經驗的同時，探索適合中國本土的治理路徑。通過多方共同努力，中國公司治理有望在法治化、市場化方向上取得更大突破，為經濟發(fā)展注入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