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中國式法治現(xiàn)代化需要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短坡伞分杏性S多關于訴訟方面的規(guī)定，可以為訴訟制度現(xiàn)代化提供有益的歷史資源。

第一，“不告不理”“控審分離”原則?！短坡伞嗒z律》第四百八十條規(guī)定：“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于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币馑际?，凡審案官員，都必須依照所告發(fā)的事由來審問。如果在所告本狀之外，另外追究其他罪名，以故意使他人入罪論處。這一規(guī)定與今日刑訴法“不告不理”“控審分離”原則相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這就是說，法院的審判必須圍繞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和被告人進行。法院不能主動審理起訴書未指控的犯罪事實，也不能主動追加起訴書未指控的被告人（除非有特定程序，如發(fā)現(xiàn)遺漏同案犯罪人員需檢察院補充起訴），即“告什么，審什么”。

第二，訴訟回避制度?！短屏洹酚涊d：“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仇嫌者，皆聽更之?！碧拼盍指Φ茸⒃唬骸坝H謂五服內(nèi)親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并授業(yè)經(jīng)師為本部都督、刺史、縣令，及府佐與府主，皆同換推。”這就是說，法官遇到以下四種情況需要回避：一是五服以內(nèi)的親族和大功以上的姻親；二是曾向自己傳授知識技能的老師；三是曾經(jīng)做過本部的都督、刺史、縣令以及上下級的關系；四是與自己有仇嫌的人。據(jù)此，可將唐朝的法官審案概括為近親回避、師生回避、僚屬回避和仇嫌回避四類。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quán)要求他們回避：（一）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三）擔任過本案的證人、鑒定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四）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边@與《唐六典》的規(guī)定是相通的。

第三，要注意各種證據(jù)的“反復參驗”?！短坡伞嗒z律》規(guī)定：“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訊。違者，杖六十。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jù)狀斷之。若事已經(jīng)赦，雖須追究，并不合拷?！币馑际牵矐撔逃嵡舴傅?，必須先根據(jù)實情，詳查供詞內(nèi)容，進行反復驗證。這樣仍不能辨明真相作出決斷，需要進一步訊問的，要立案記載，審判長官一同出席，才能進行拷打?qū)弳?。違者處杖六十。如果罪證確鑿，事理不容存疑，即使不招供，也可以根據(jù)實情判決。如果所犯之罪已經(jīng)遇赦，即使仍有追究處置之事項，也不應拷打。由此可知，中國古代并非簡單的“口供為王”，而是各種證據(jù)互相印證，“反復參驗”。沒有口供，只要人證、物證能夠相互印證，仍然可以“據(jù)狀斷之”。

第四，錯案追究制度。權(quán)力和責任是不可分割的。唐朝法律不允許司法人員既有判案的權(quán)力，又可以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短坡伞钒阉痉ㄈ藛T的錯判稱之為“出入人罪”，對錯判的罪責予以追究，此類情況分四種：

一是對故意徇私枉法的法官要實行“反坐”原則。《唐律·斷獄律》規(guī)定：“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論；從輕入重，以所剩論?！币馑际牵痉ㄈ藛T錯判他人有罪或加重其罪行的，如果是將無罪之人判為有罪，就以其所虛構(gòu)之罪的全部刑罰來反坐他；如果是將輕罪之人判為重罪，就以其所加重的刑罰差額來反坐他。例如，一人應當處“徒三年”，但法官故意枉判為死刑，該法官就要被判處死刑。如果依法應判“徒一年”而故意枉判為“徒三年”，法官則要被判處“徒二年”。

二是對過失枉判的法官也要予以追究。出于過失的，以失出入人罪論處。但因是過失而犯，所以比故意而犯處罰輕。其中“失出”又比“失入”輕?！短坡伞嗒z律》規(guī)定：“斷罪失于入者，各減三等。失于出者，各減五等?！奔丛诓铄e的幅度上減等。

三是對所有參與枉判的官員，根據(jù)其在判案中的行為分配不同的刑事責任。例如，大理寺斷案有違失，《唐律》舉例說明，大理丞判斷有失，以丞為第一責任人，副長官大理少卿及兩位大理正為第二責任人，大理卿為第三責任人，其他大理寺的典、主簿、錄事等官員為第四責任人。但是，這中間如果哪一層次的官員提出正確意見后，又被人否決的，那么持正確意見者免罪。

四是被派去審理不是自己立案偵審案件的法官，辦了錯案也要追責。《唐律·斷獄律》規(guī)定，官員被派遣審理不是自己立案偵審的案件，若事實及判決有誤，也要負法律責任。只是比審理本職案件的過失減輕處罰；如果某一級判決有誤上報，受理單位依錯判決，也要負“出入人罪”之罪責。

第五，力求最大限度地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短坡伞嗒z律》規(guī)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币馑际牵捕ㄗ锪啃潭急仨毻暾匾寐?、令、格、式的正文，違反者處以笞三十。但是，《唐律》不可能約束皇帝的裁斷，但其盡可能減少皇帝對司法的不當干擾。因此，《唐律·斷獄律》規(guī)定：“諸制敕斷罪，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后比。若輒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币馑际牵彩腔实叟R時制敕斷罪，屬于權(quán)宜處分，若后來未經(jīng)過特定部門審查，變?yōu)榻窈罂梢赃m用的法律條文，則不得作為后續(xù)案件的裁判依據(jù)。若法官擅自引用此類臨時制敕導致量刑不當，將視為主觀故意或過失犯罪，依法追責。通過這樣的辦法，盡量保持法律的穩(wěn)定性。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應當挖掘歷史資源，傳承與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實為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