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法典編纂以“不變”和“變”回應中國之問 

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軼 

訪談錄

編纂一部真正屬于中國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愿。2020年，民法典有望正式出臺，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

法律是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必然反映著最為鮮明的時代特征。編纂民法典，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形成一部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體現(xiàn)時代特點、凝聚民族精神的法典。和我國現(xiàn)行的民事基本法和單行民事法律相比，即將出臺的民法典中有哪些“變”與“不變”？這些“變”和“不變”之間是何種關系？近日，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軼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對這些問題作出解答。

民法典寄托了新中國幾代法律人夢想

記者：您是此次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成員、秘書長，也是民法典物權編專項課題組牽頭人之一。作為全程參與的專家，回顧整個民法典的編纂過程，有哪些瞬間讓您印象深刻？

王軼：2015年3月20日一定會載入史冊。這一天，新中國第五次民法典編纂正式啟動。時至今日，我都清晰地記得那一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樓第四會議室里，時任法工委主任李適時宣布民法典編纂工作正式開始。當時，坐在我身邊的好幾位與會前輩都說“今天是一個足以載入史冊的日子”！也是在這一天，工作小組確定了“兩步走”的工作策略，即先完成總則起草，其次是各分編編纂，最終完成整部民法典編纂。

還有一個重要日子就是2019年12月23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對民法總則和經(jīng)審議完善后的各分編草案合并形成完整的民法典草案進行了審議。巧合的是，17年前的同一天，2002年12月23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對條文總數(shù)為1209條的民法典草案進行了審議，那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也是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民法典編纂以“不變”為原則“變”為例外

記者：相較于現(xiàn)行的民事基本法和單行民事法律，我們都很關心這次民法典編纂究竟哪里變了哪里不變。該如何看待這種“變”與“不變”之間的關系呢？

王軼：這次民法典編纂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與時俱進、繼往開來”，要在現(xiàn)有民事法制基礎上根據(jù)共識的轉(zhuǎn)變作出相應改變與調(diào)整。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shù)睦碛?，就不應作出改變。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法律秩序的延續(xù)都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不變”在其中發(fā)揮著“定海神針”的作用。換言之，這次民法典編纂是以“不變”為原則、“變”為例外。

對于民法典“變”與“不變”之間的關系，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說明中有一段話很好地進行了回答：“既尊重民事立法的歷史延續(xù)性，又適應當前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現(xiàn)行民事法律大部分規(guī)則實際可行，為人民群眾所熟悉和接受。制定民法總則，必須深入總結這些法律的實施情況，對實踐證明正確、可行的，予以繼承，維護法律的穩(wěn)定性；對不適應現(xiàn)實情況的內(nèi)容和制度進行修改補充，對社會生活迫切需要規(guī)范的事項作出創(chuàng)設性規(guī)定，增強法律的可執(zhí)行性，并適度體現(xiàn)前瞻性?！?/p>

四個價值判斷決定民法典之“變”

記者：編纂民法典就是將民事權利法定化、具體化，很多問題都需要通過具體條文展示出來。整個討論過程中如何找到最大共識從而使編纂順利地展開和推進？

王軼：民法典的“變”，需要從事實判斷之“變”、價值判斷之“變”、解釋選擇之“變”、立法技術之“變”去逐一考察。

所謂事實判斷，即在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主要存在哪些類型沖突的利益關系？面對這些沖突的利益關系，要采用什么樣的協(xié)調(diào)策略？究竟要實現(xiàn)什么樣的協(xié)調(diào)目標？最終是否實現(xiàn)了最初設定的目標等等諸如此類。

所謂價值判斷，即哪些類型的利益關系適合用民法進行協(xié)調(diào)？面對沖突的利益關系，民法通常采用的協(xié)調(diào)策略是作出利益取舍，要么保障有些類型的利益實現(xiàn)，要么阻止有些類型利益的實現(xiàn)，或者是讓有些類型的利益優(yōu)先得到實現(xiàn)，有些類型的利益序后得以實現(xiàn)，也就是安排利益實現(xiàn)的先后序位。

所謂解釋選擇，即使用專業(yè)的、抽象的民法術語來解釋、表達、描述和想象所面對的生活實踐。我們在草案中找不到日常生活中的手表、茶杯、手機，它們或以動產(chǎn)名義出現(xiàn)，或以買賣合同標的物等名義出現(xiàn)。目前草案已有1260條，但社會生活是無限豐富的，即便是2000條、3000條都不一定夠。編纂民法典就是要用有限的法律條文來應對無限豐富的社會生活。

所謂立法技術，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會面對形形色色的立法技術問題，主要解決諸多價值判斷結論及其附屬因素究竟在一部法典中如何逬行妥當安放的問題。

民法典編纂就是要去回應中國之問

記者：編纂民法典是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那么，民法典是如何立足中國實際實現(xiàn)“變”的調(diào)整呢？

王軼：民法典編纂中基于事實判斷之“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中國之問”“時代之問”和“共識之變”。

首先是“中國之問”。民法典編纂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的實際。這次編纂民法典要回應的現(xiàn)實問題和此前制定民事基本法和單行的民事法律相比存在相應的差異。以民法通則為例，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則在新中國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當時，制定這部法律面對的“中國之問”就是如何解決國人吃飽穿暖問題以及如何推動我國商品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問題。因此，民法通則絕大多數(shù)條文都是調(diào)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chǎn)關系，被視為調(diào)整商品經(jīng)濟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如今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編纂民法典面對的“中國之問”早已發(fā)生了變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即變?yōu)槿嗣袢罕娙找嬖鲩L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正是民法典編纂所面對的“中國之問”。所以，我們會注意到，目前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權益的保護放在了遠比民法通則更為突出和優(yōu)越的位置，尤為重要的是人格權也實現(xiàn)了獨立成編。

其次是“時代之問”。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處在從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過渡階段。時至今日，中國正在從工業(yè)社會向信息社會邁進。所以。無論是總則編還是各分編都有大量的條文和規(guī)則回應信息社會、智能社會所帶來的問題?；凇皶r代之問”的轉(zhuǎn)變，民法典回應的對象也在發(fā)生轉(zhuǎn)變。

最后是“共識之變”。一部法典是否能夠順利編纂完成并順利地出臺、出臺之后能否得到人們的尊重和信仰，主要取決于它在多高的共識程度上編纂完成。目前來看，無論是在價值取向上，還是解釋前見上以及立法偏好上，所分享的共識都跟改革開放初期存在明顯的區(qū)別。這種“共識之變”必然會使民法典編纂呈現(xiàn)出與以前不一樣的精神面貌。

總而言之，這樣一部建立在“中國之問”“時代之問”和“共識之變”基礎上的民法典一定是一部中國的、21世紀的民法典。

價值判斷之“變”是最為核心和關鍵部分

記者：此次物權編草案一個最引人注目的內(nèi)容就是增加了有關居住權的內(nèi)容。在您看來，這種“變”意味著什么？該如何看待？

王軼：價值判斷之“變”是民法典編纂最為核心的部分。相較現(xiàn)行的物權法來講，此次物權編草案中認可居住權就是價值判斷之“變”，可以說是一種質(zhì)變。

對于居住權，當年物權法草案專家建議稿里也規(guī)定了居住權。但最后正式通過的法律中并沒有居住權的規(guī)定?，F(xiàn)行物權法規(guī)定了物權法定的基本原則，草案總則編第一百一十六條重申了這一原則，這也就意味著當事人自己是不能夠創(chuàng)設一個沒有得到法律認可的物權類型的。但這次物權編草案中明確規(guī)定了居住權，即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物權編草案有關居住權所作的規(guī)定，總體還是把居住權作為傳統(tǒng)民法中的人役權來對待。所謂人役權，就是人在權利就在、人不在權利就不在，而且這個權利只能給特定人。這一點在此次民法典物權編編纂中爭議很大。很多法學家都主張在民法典當中不把居住權當作人役權來對待，而是把它作為兼具投資功能的一種用益物權，以便讓居住權在更廣泛的范圍內(nèi)發(fā)揮作用，從而讓住宅能夠更好貫徹物權編物盡其用的立法宗旨。我個人很支持這樣的價值判斷結論。但目前為止還沒看到物權編草案作出改變。所以，從未來看，居住權作為人役權，它的適用范圍一定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朱寧寧）